她, 出身名门, 与徐志摩暧昧, 出轨英国诗人, 89回国, 90与夫合葬

她应该是民国最复杂的女人了，就出身来说，出身名门，父亲是清末重臣。

就才华来说，她才华横溢，无论是文学才能还是绘画，都非常了不起。

但是，她的复杂在于个人生活，尤其是情感生活。

结婚后，与徐志摩闹过暧昧，后来干脆玩了一把大的，竟然出轨英国诗人，此事闹得极其震惊。

直到1989才回国，第二年，即90岁时去世，与夫合葬。

一：世纪末的降生。

1900年3月25日，北京史家胡同24号的大宅院里，传来婴儿的啼哭声。这是凌家第十个孩子，一个女婴。接生婆抱着孩子向凌福彭报喜：“老爷，三姨太生了，是个千金。”

凌福彭点点头，脸上没什么表情。他刚过五十，已是清朝重臣——顺天府尹，相当于今天的北京市长。书房墙上挂着他与康有为同榜进士的功名牌匾，桌上摊着天津教案的卷宗。窗外，义和团正在京城聚集，八国联军即将兵临城下，这个古老帝国正处在崩溃边缘。

女婴被取名凌瑞棠，后来以笔名“凌叔华”闻名于世。她的生母李若兰是凌福彭的第三房姨太，广东番禺人，识得几个字，会唱几句粤曲。在妻妾成群的凌府，一个庶出的女儿并不特别受重视。

凌家大宅有九十九间房，前门开在干面胡同，后花园连着史家胡同。这是典型的京城官宦府邸，青砖灰瓦，雕梁画栋，院子里种着海棠、丁香、紫藤。但1900年的北京并不太平——六月，义和团攻打东交民巷；八月，八国联军攻破京城，慈禧太后携光绪帝西逃。

凌府紧闭大门，一家人躲在深宅大院里。外面枪炮声时远时近，仆人们窃窃私语：“洋鬼子打进来了。”凌福彭换上便服，将重要文书藏进密室。他经历过鸦片战争、太平天国，深知乱世中保全家族的不易。

小瑞棠在襁褓中度过她人生的第一个夏天。她不知道，自己降生在一个王朝的末日，一个新时代的前夜。

二：深宅里的童年。

凌府的日常生活，是晚清官宦家庭的缩影。清晨，各房姨太向正室请安；上午，孩子们跟着先生读书；下午，女眷们做女红、听戏、打麻将。府里养着十几个仆人，厨子能做满汉全席，车夫备着两辆马车。

瑞棠六岁那年，发生了件小事。一天，她在后花园的白墙上用木炭画画——山、水、花、鸟，虽然稚嫩，却颇有章法。恰巧山水画家王竹林来府上拜访，看见墙上的画，惊讶地问：“这是谁画的？”

仆人指着瑞棠：“十小姐画的。”

王竹林仔细端详，对凌福彭说：“令千金有天分。这山石的皴法，虽不成熟，但气韵生动。若能得名师指点，将来必成大器。”

凌福彭这才注意到这个不起眼的女儿。他本人酷爱书画，与齐白石、陈师曾、陈半丁等画家交往甚密，家里常办“北京画会”。文人雅士聚在一起，吟诗作画，品茗论道。瑞棠常躲在屏风后偷看，看那些长衫先生如何运笔，如何题款。

不久，凌福彭为瑞棠请了三位老师：慈禧太后的御用画师缪素筠教她工笔花鸟；王竹林教山水；郝漱玉教兰竹。同时，还请来文坛怪杰辜鸿铭教英文和古典诗词。

辜鸿铭是个奇人——生在南洋，学在西洋，婚在东洋，仕在北洋。他能把弥尔顿的《失乐园》一字不差背下来，上课时却穿着长袍马褂，留着辫子。他教瑞棠英文时，总爱说：“你要学英文，但更要懂中文。一个中国人若不懂自己的文化，学再多洋文也是白搭。”

瑞棠学得很用心。早晨练字，上午学画，下午读英文，晚上背唐诗。她最喜欢的是绘画——在宣纸上晕染开墨色，看着山水渐渐成形，有种说不出的快乐。

但深宅大院也有阴影。母亲李若兰地位不高，常受正室和其他姨太的气。瑞棠记得，有一次母亲生病，想请大夫，管家却推三阻四：“三姨太就是小病，熬熬就过去了。”最后还是瑞棠跑去求父亲，才请来医生。

这种庶出的身份，让瑞棠早早懂得察言观色，也让她对女性的处境有了深刻体会。后来她在小说里写“高门巨族的精魂”，写旧式女性的压抑与挣扎，源头就在这深宅里。

三：新时代的少女。

1915年，瑞棠十五岁。外面的世界正在剧变——袁世凯称帝失败，新文化运动兴起，《新青年》杂志创刊，“德先生”和“赛先生”成为流行词。

凌福彭决定送女儿去新式学堂。他对瑞棠说：“如今是民国了，女子也要读书明理。”于是，瑞棠进了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。

这是她第一次离开深宅大院，接触外面的世界。学校在天津河北区，红砖楼房，玻璃窗户，教室里挂着黑板。同学们剪短发，穿蓝布衫、黑裙子，说话带着各地口音。

瑞棠的同班同学里，有后来成为革命家的邓颖超、许广平。邓颖超比瑞棠大四岁，已经是学生领袖，组织读书会，讨论妇女解放。许广平则文静些，但文章写得极好。

1919年5月4日，北京学生游行抗议巴黎和会。消息传到天津，女师也沸腾了。邓颖超站在讲台上演讲：“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！我们女子也要救国！”

瑞棠被选为学生会的秘书，负责写标语、拟演讲词。她第一次拿起毛笔不是为了画画，而是写“外争国权，内惩国贼”“还我青岛”。同学们举着标语上街游行，路人们围观，有的鼓掌，有的摇头。

五四运动改变了瑞棠。她开始读《新青年》，读鲁迅的《狂人日记》，读胡适的《文学改良刍议》。她发现，文学不仅可以吟风弄月，还可以批判社会，唤醒人心。

1921年，瑞棠决定考大学。当时全国招收女生的大学寥寥无几，燕京大学是其中之一。她复习功课，准备考试，心里有个念头越来越清晰：我要当作家，用笔写出女性的心声。

1922年秋天，二十二岁的凌瑞棠走进燕京大学校园。她给自己取了个笔名——凌叔华。叔，是家族排行；华，是中华。这个名字，预示着她将走上一条不同于传统女性的道路。

四：燕京岁月与周作人。

燕京大学在盔甲厂胡同，是美国教会办的学校。校园里有西式楼房，也有中式庭院，种着银杏、松柏。学生不多，女生更少，个个都是天之骄子。

叔华读的是外文系，主修英文、法文，副修日文。同班同学里有谢冰心，比她小两个月，已经发表了不少作品。两人常在一起讨论文学，冰心写母爱、写童心，叔华则更关注女性命运。

1923年秋天，叔华在选课表上看到一门新课——“新文学”，授课老师是周作人。周作人当时已是文坛名家，与鲁迅并称“周氏兄弟”，他的散文平和冲淡，提倡“人的文学”。

叔华想选这门课，但学分已满。她犹豫再三，决定给周作人写封信。信是这样写的：

“周先生钧鉴：学生凌叔华，燕京大学外文系二年级生。这几年来，我立定主意做一个将来的女作家，所以用功在中英日文上。我大着胆，请问先生肯收我做一个学生不？中国女作家也太少了，以中国女子思想及生活从来没有叫世界知道的，对于人类贡献来说，未免太不负责任了。如果您不同意，就是阻止这个世界了解中国女性的所思所想……”

这封信大胆又巧妙，既表达志向，又暗含激将。周作人收到信，颇感意外。他后来回忆：“一个女学生这样直白地要当作家，倒是少见。”

周作人同意叔华来听课。每周三下午，叔华从燕京赶到北大，坐在教室后排。周作人讲课不疾不徐，从《诗经》讲到白话文，从日本俳句讲到希腊神话。他强调文学要写“平常人的平常生活”，要“说自己的话”。

课后，叔华常向周作人请教。她拿出自己的习作——短篇小说《女儿身世太凄凉》。周作人仔细看了，提了几点意见：“写得太直白，要含蓄些。女子的痛苦，往往在沉默中更深。”

在周作人指导下，叔华进步很快。1924年1月13日，《女儿身世太凄凉》在《晨报》副刊发表，署名“瑞唐”。这是她第一篇正式发表的小说，写一个旧式女子被包办婚姻毁掉一生的故事。

小说引起关注。有人评论：“这个女作者不简单，把深宅大院的悲哀写透了。”鲁迅后来在《〈中国新文学大系〉小说二集序》里说：“凌叔华的小说……使我们看见世态的一角，高门巨族的精魂。”

周作人对叔华的影响是深远的。他教她如何观察生活，如何用细节表现人物，如何平衡中西文化。更重要的是，他给了她信心——在那个女性作家凤毛麟角的时代，这种支持尤为珍贵。

多年后，叔华在给朋友的信里写道：“周启明先生（周作人）是我文学上的引路人。没有他，我可能还在深宅大院里画画，不会想到用笔写人生。”

五：泰戈尔与爱情抉择。

1924年春天，印度诗人泰戈尔访华，在北京掀起一股“泰戈尔热”。北大指派陈西滢和徐志摩负责接待，燕京大学则派凌叔华作为学生代表参加欢迎活动。

5月6日下午，燕京大学女子学院举行茶话会欢迎泰戈尔。叔华第一次见到陈西滢——三十出头，戴眼镜，穿西装，说话带着英国口音。他是北大英文系教授，曾留学爱丁堡大学、伦敦大学，主编《现代评论》的“闲话”专栏。

也就在这次茶会上，叔华第一次见到徐志摩。徐志摩比陈西滢小四岁，风流倜傥，诗名正盛。他刚与张幼仪离婚，正在追求林徽因。

几天后，泰戈尔在凌家大书房参加画会。这是叔华的主意——她家常有文人聚会，书房宽敞，适合办沙龙。出乎意料的是，泰戈尔在徐志摩、陈西滢陪同下真的来了。

面对世界闻名的大诗人，叔华不怯场，直接问：“敢问您也会画画吗？”泰戈尔笑了，即兴画了幅佛像，对她说：“想要学写诗，不单单白纸黑字才是书，要多到大自然中去。”

这次画会后，徐志摩和陈西滢成了凌家常客。凌家大书房成了京城最早的文化沙龙，比后来林徽因的“太太的客厅”早了近十年。每周六下午，文人学者聚在这里——除了徐、陈，还有胡适、郁达夫、沈从文等。

叔华与徐志摩走得很近。徐志摩欣赏她的才华，称她为“中国的曼殊菲儿”（英国女作家）。两人通信频繁，讨论诗歌、绘画、人生。女儿陈小滢后来证实：“母亲曾追求过徐志摩，但徐志摩只把她当朋友。”

徐志摩当时心系林徽因（后来追求陆小曼），对叔华的感情没有回应。叔华失望之余，把目光转向了陈西滢。

陈西滢与徐志摩不同——他更理性、稳重，甚至有些刻板。他是自由派知识分子，在《现代评论》上写时评，主张渐进改良，反对激进革命。这与鲁迅等左翼文人形成对立。

1925年，爆发“女师大风潮”。学生反对校长杨荫榆，鲁迅等教员声援学生，陈西滢则在《现代评论》上批评学生运动。鲁迅与陈西滢展开笔战，成为现代文学史上一段公案。

在这场论战中，叔华处境微妙。她敬重鲁迅，又与陈西滢交往。最终，她选择了爱情。

1925年10月，叔华陷入“抄袭”风波。有人指她的小说《花之寺》抄袭契诃夫，《酒后》抄袭外国作品。陈西滢为维护女友，反指鲁迅抄袭，使矛盾激化。

这场风波让叔华看到文坛的残酷，也让她更依赖陈西滢的保护。

六：婚姻与出轨。

1926年6月，叔华从燕京大学毕业，获金钥匙奖。7月14日，她与陈西滢结婚，婚礼简单，只请了亲友。

新婚不久，两人赴日本旅行。叔华留在京都一年，研读菊池宽、芥川龙之介、夏目漱石的作品，学习日本艺术。这段经历影响了她后来的创作——她的小说常有日本文学的细腻与含蓄。

1928年，陈西滢受聘为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，叔华随丈夫来到珞珈山。武大在武昌东湖之滨，山清水秀，但叔华的生活并不如意。

陈西滢怕人闲话，始终没让叔华在武大教书。她成了“院长夫人”，每天应酬、打牌、参加茶会。这与她当作家的理想相去甚远。

在武大，叔华结识了两位女作家——苏雪林和袁昌英。三人常聚在珞珈山上，谈文论艺，被称为“珞珈三女杰”。这段友谊给了叔华些许慰藉。

1930年4月21日，女儿陈小滢出生。叔华初为人母，既欢喜又焦虑。她不想重复母亲的人生——困于家庭，失去自我。

1931年，徐志摩空难去世。叔华陷入“八宝箱事件”——徐志摩生前将日记、信件存在她这里，死后林徽因、陆小曼都来索要，胡适也介入调解。叔华想自己出版这些资料，引发争议。这件事暴露了她性格中固执、占有的一面。

1935年，英国诗人朱利安·贝尔来武大任教。

他是女作家弗吉尼亚·伍尔夫的姨甥，年轻、热情、浪漫。叔华与他发生婚外情。

这段感情惊世骇俗。陈西滢发现后，给叔华两个选择：要么分居，要么与朱利安分手。朱利安选择离开中国，但叔华偷偷去广州、香港与他见面。

1937年，朱利安在西班牙内战中阵亡。消息传来，叔华悲痛欲绝。这段婚外情成为她婚姻中永远的裂痕。

七：战争与离散。

1937年7月，卢沟桥事变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。武大西迁四川乐山，叔华带着女儿随行。

乐山生活艰苦。住的是简陋民房，吃的是粗茶淡饭，还要躲日军空袭。但叔华没有停止创作——她写散文，画画，还在成都、乐山办画展。

1943年，陈西滢赴英国，在中英文化协会工作。叔华带着女儿留在国内，直到1946年才赴英团聚。

在英国，叔华帮助李四光摆脱政府阻挠回国。这件事显示了她爱国的一面——尽管长期生活在国外，她始终心系祖国。

1946年，陈西滢被任命为国民政府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，常驻巴黎。叔华选择住在伦敦——她说巴黎物价太贵，但更深层的原因可能是她想保持独立。

1949年，新中国成立。陈西滢和叔华面临选择——回国，还是留在海外？他们犹豫了。

叶君健（作家、翻译家）回忆，1949年9月他回国前向陈西滢告别，暗示他们可以回国看看。陈西滢沉默良久，说了两个字：“但是……”就没再说下去。

叶君健猜测，陈西滢可能想起了与鲁迅的论战，担心回国后处境尴尬。这个顾虑，让他们错过了回国的时机。

八：海外岁月与《古韵》。

1950年代，叔华一家定居英国。陈西滢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退休后，生活拮据。叔华不得不到处教书——在新加坡南洋大学、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中国文学。

1953年，叔华的英文自传体小说《古韵》（Ancient Melodies）由英国荷盖斯出版社出版。这本书写她的童年，写北京的风物，写深宅大院的生活。出版后引起关注，成为畅销书。

《古韵》的成功让叔华在西方文坛获得声誉。但她内心是矛盾的——用英文写作，向西方介绍中国，这让她有文化传播的使命感；但远离故土，用外语写作，又让她有漂泊的孤独。

1960年代，叔华在巴黎、伦敦、波士顿举办画展。她的画属“文人画”传统，山水花卉，墨迹淡远。法国作家莫罗瓦称赞她“心灵剔透”。

1970年3月29日，陈西滢在伦敦病逝。叔华想将丈夫骨灰带回台湾安葬，但最终未能成行。这件事让她对台湾当局产生不满。

晚年叔华常回忆往事。她对朋友说：“我这一生，好像总是在两个世界之间——中国和西方，传统和现代，家庭和自我。”

1980年代，中国改革开放。叔华多次回国访问，看到祖国的变化，既欣慰又感慨。但她始终没有回国定居——也许是因为年纪大了，也许是因为近乡情怯。

九：落叶归根。

1989年12月，八十九岁的凌叔华坐着轮椅回到北京。女儿陈小滢、女婿秦乃瑞（英国汉学家）陪同。

她回到史家胡同24号——那个她出生、长大、出嫁的地方。如今这里成了“史家胡同博物馆”，但院子里的海棠还在，紫藤还在。

叔华抚摸着院墙，轻声说：“我回来了。”

1990年春天，叔华病重住院。在病床上，她常陷入回忆——想起童年学画，想起燕京读书，想起周作人讲课，想起泰戈尔画佛像。

5月22日，凌叔华在北京逝世，享年九十岁。骨灰安葬在无锡惠山脚下，与陈西滢合葬。

临终前，据说她一遍遍念叨徐志摩的名字。那个她曾爱过、最终错过的诗人，成为她生命最后的回响。

十：两个世界的女儿。

凌叔华的一生，是20世纪中国知识女性的缩影。她出身传统仕宦家庭，却接受新式教育；她深爱中国传统文化，却用英文写作走向世界；她渴望爱情与家庭，又追求独立与自我。

她与周作人的交往，是师生，也是文友。周作人教她文学，她则以自己的才华证明，女性可以成为优秀的作家。这种跨越性别的 intellectual friendship，在那个时代尤为珍贵。

她的作品——无论是小说《花之寺》《女人》，还是散文《爱山庐梦影》，或是英文自传《古韵》——都贯穿着一个主题：女性的命运。她写深宅大院的压抑，写新旧时代的冲突，写女性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挣扎。

鲁迅说她写的是“高门巨族的精魂”，这评价精准。叔华确实最擅长写她熟悉的那个世界——那个正在消失的、传统的中国。但她不是怀旧，而是批判；不是赞美，而是反思。

今天，当我们走进史家胡同博物馆，走在凌叔华曾经走过的院子里，或许能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气息——一个女性如何从深宅大院走向广阔世界，如何在两个文化之间找到自己的位置。

凌叔华不是最耀眼的民国才女，但她的故事，她的作品，她的挣扎与追求，构成了那个时代丰富而真实的一页。她是史家胡同的女儿，也是两个世界的女儿——这个身份，定义了她的文学，也定义了她的人生。